从我记事起就记得，每个星期六晚上妈妈都会坐在破旧的餐桌旁，紧的锁着平时舒展的眉头，数着爸爸带回家来的小信封里的钱。
妈妈将钱分成数目不同的几堆，一边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，一边说：“这是给房东的。”“这是买食物的。”又是一摞银币。“这是给凯特琳换半只鞋底的钱。”妈妈又数出一些小的银币。“老师说这周我需要买一个笔记本。”这会是克里斯蒂娜或内尔斯的请求，或者是我的请求。这时，妈妈便会郑重其事地将一个五分或者十分的硬币放到一边。我们好奇地屏（bǐng）息看着那堆钱慢慢变少。最后，爸爸开口了：“够了吗？”看见妈妈点了点头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然后拿出课本和家庭作业。这时，妈妈就会抬起头来，露出微笑。她会小声地说：“很好，我们用不着去银行了。”
妈妈的银行账户是一样美妙的东西，我们都为它感到自豪，它给了我们温暖和安全感。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，没有谁在城里的大银行里有存款。我还记得住在我们那条街上的詹森一家因为交不起房租被赶了出去。我们几个小孩子看到一些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把家具搬走了，还偷偷地看见可怜的詹森太太被羞辱得哭了起来。那情景可把我吓坏了。那些没有一堆堆“给房东的”硬币的家庭，也碰到了这种事情。这种暴力行为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？会吗?我紧紧地抓着克里斯蒂娜的手。她镇定地安慰我说：“我们在银行有存款。”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内尔斯初中毕业后，还想继续上高中。妈妈说：“很好。”爸爸也点头表示赞同。“那样要花一些钱。”内尔斯说。我们急切地搬来椅子，围坐在桌子旁。我拿出一个漂亮的彩色盒子——那是有一年圣诞节时西格丽德姨妈从挪威寄来的——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。这是“小金库”。你知道，不要把它和城里的大银行弄混淆了。这个“小金库”的作用是为了应付不时之需，比如，克里斯蒂娜摔断了胳膊需要看医生的时候，或者达格玛得了急性喉炎，爸爸不得不去药店买药煎药的时候。内尔斯把所需费用清楚地列了出来，包括乘车费、衣服、本子，以及生活费等。妈妈盯着这些数字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她数了数“小金库”里的钱。“不够。”她撅了撅嘴，温和地提醒我们说：“我们不一定要去银行的。”我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用去。
“我放学后可以去狄龙的食品杂货店打工。”内尔斯主动提出。妈妈报以一个灿烂的微笑，慢慢地写下一个数字，然后加加减减了一番。爸爸则在心算，他算得很快。“还是不够。”爸爸说。然后，他拿下叼着的烟斗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说道：“我把烟戒了。”妈妈把手从桌面伸了过去，按在爸爸的胳膊上，但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又写下了一个数字。“我可以每周五晚上去埃尔文顿家照看孩子，”我说，“克里斯蒂娜可以帮我。”“好。”妈妈说。我们大家都感觉特别好。我们又度过了一个关键时刻，却不需要到城里去从妈妈的银行账户里取钱。“小金库”里的钱足以应付现状。
我记得，那一年有很多事情都是用“小金库”里的钱应对的。比如，克里斯蒂娜参加学校戏剧表演的演出服、达格玛的扁桃体手术、我的女童子军制服。而且我们（ ）担心自己的努力失败后该怎么办，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妈妈的银行账户做后盾哩。甚至发生大罢工之后，妈妈也不会让我们有任何不必要的担心。全家人齐心协力，这样到城里去取钱的重大行程就能迟后再考虑。这简直就像一场游戏。
那段时间，妈妈在克鲁伯面包店“帮忙”，得到的回报是一大袋稍稍有些不新鲜的面包和咖啡蛋糕。妈妈说吃新鲜面包对人体并不好，而且如果把咖啡蛋糕放在烤箱里再烤一下，那它几乎就和新鲜出炉的一样好吃。爸爸每天晚上在卡斯特罗乳制品厂洗瓶子，他们给他三夸脱鲜牛奶，还允许他带走所有已经发酸了的牛奶。妈妈能用它们做出很好的奶酪。罢工结束那一天，爸爸又回去上班了。我看到妈妈比往常站得直挺了些，仿佛是要放松一下背部紧绷的肌肉。她自豪地看着我们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很好。看见了吧，我们不一定非要去银行的。”
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
去年，我卖出了自己写的第一个故事。我收到支票后便连忙赶到母亲那里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支票平放在她的大腿上。“这是给你的，”我说，“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吧。”当时，我第一次注意到父母都老了。爸爸似乎变矮了，妈妈的麦色辫子里已经夹杂着丝丝银发。
“很好！”妈妈摸着支票，看了看爸爸说，眼里充满了自豪。
“明天你一定要把它存到银行里。”我对她说。
“你和我一起去吗，凯瑟琳?”
“没那个必要吧，妈妈。你瞧，我已经把支票背书给你了，你只要把它交给银行出纳，他就会把钱存到你账户上的。”
“根本没有什么账户。”妈妈看着我说，“我这辈子从来就没进过银行。”
那一刻，我没有说什么，也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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