阎连科,中国著名作家,2014年获捷克卡夫卡文学奖,被誉为“荒诞现实主义大师”,外号“禁书作家”。
1982年冬,我的父亲的病愈发严重。那时,我已经是个有4年服役期的老兵,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。
在把父亲接到部队医院住了几天后,一场大雪加重了父亲的病。医院就催我尽快出院,害怕他在医院的病床上停止呼吸。父亲也怕“老”在外边,便回家了。
回到家,农村正流行用16毫米的电影机到各家放电影,每包放一场10元钱,电影是当年热遍全国的《少林寺》。一家人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,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真人飞檐走壁的《少林寺》。看得出来,父亲也渴望这样。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,母亲又说:“算了吧,有这10块钱,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在人世上多活一天。”当时,我完全有能力花这笔钱,因为我回到部队的时候,身上还装着17元钱。结果,我同兄弟姐妹几个一样,只是面面相觑后,目送着那个放映员和他的影片走出家门。
这件事情,以后每每想起,我的心里都有几分疼痛。给父亲送葬时,大姐、二姐都痛哭着说,父亲在世时,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他想看的电影,然后她们都以此痛骂自己的“不孝”。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,本已止哭的脸上变得惨白而又扭曲,泪水横流下来。
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10元钱呢?当然,是小气、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。可是,更重要的是什么呢?我扪心自问。“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对父亲体贴和孝敬的习惯?是不是在三五岁或者十几岁时,倘若父亲从山上或田里收工回来,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,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,( )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两颗呢?我想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