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鹏，是一名转校生。小鹏转来的第一天，便被安排和我同桌。
每个周六（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——家庭山注），全校学生会参与整个学校的清洁工作。我们班有八个组，我所在的一小组被安排打扫班级教室——我和小鹏负责扫地拖地。老师安排完工作后便离开了。我的这个朋友可能不习惯这些体力劳动，显得烦躁不堪。那是6月的下午，天气已经很热了。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短袖，在教室的门口来回踱步，挥舞着手里的苕帚。
我扫完地后，走过去拍了拍小鹏的肩膀。他转过头看着我。“干什么？”“该你拖地了。”“我不拖。你拖吧！”我感到不可思议，告诉他，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做完卫生，我只能向老师报告。他突然用身体将我从门口一路撞到了讲台的另一侧——他用手里的苕帚拍打着我的头，细苕秆戳在我的脸上、耳朵上。我不得不用胳膊护着脑袋，避免受伤。小鹏尖叫着拍打着我，这过程大约持续了五分钟。“你去拖地，”他停下手中的苕帚说，“还有，如果敢把这事告诉老师和家长，你肯定完蛋。”我被打懵了，含着眼泪把教室拖了一遍。临末，他特别细心地告诉我“把眼泪擦干净”。
因为没有表面伤痕，我被打的事没有被人发现。那时我在想，或许是他心情不好，又或许是我要报告老师的警告激怒了他。我曾判断这是一次突发事件，毕竟在10岁的小学生之间，打架是常有的事。
但我想错了。时隔多年，在接触了大量的刑事、家暴和纠纷事件后，我明白当这些“突发事件”在没有得到有效干预之前，它将被扩大为一种习惯性的恶行。
第二次施暴，发生在一周后的上午。那天我做完课间操后，先回来做作业。刚进教室，我便看见小鹏坐在座位上。我低下头，坐到他身边。“你是不是不服气？”他问道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索性趴在桌子上。可能是这个动作惹怒了他。他忽然站起身，抬脚把我踹倒在地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便把脚踩在了我的头上。“你是不是不服气？说！”“不是……”我服软了。他把脚撤开。
这时有两个男生走进教室，我躺在地上，抬头看了看他们。小鹏显得有些兴奋，招手让他们过来。“你们踩着他。”那两个同学便一声不吭地用脚踩住我。这时，小鹏把木凳子放在我的背上，坐了上去。四只凳脚刚好压住我的上身。另外两个同学分别踩住了我的头和腿，使我无法挣扎。这一幕记忆犹新，他一边用力晃动着凳子增加我的痛苦，一边欢呼着胜利。另外两人也跟着笑起来，他们的笑声至今还时常回响在我耳边。想想那个场景，在三个孩子和一只凳子的脚下，我的脸被迫贴在水泥地上，双手企图用力撑开——这种姿势持续了大约3分钟，但时间漫长得叫人绝望。
这起事件让他们三人结成了殴打我的同盟。起初，他们还只是找机会施以痛手，比如在课间忽然踹我一脚，扇我一耳光。后来他们发现，对于我的警告颇有效果——老师和家长并没有发现他们的秘密。所以此后，被殴打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。
不久，他们与我约定，每天午后上课前，我必须提早半小时、在其他同学之前赶到教室。这个约定意味着，中午时分，我必须快马加鞭回到家里，匆匆吃完饭，赶赴殴打现场。他们惯常用的方式，便是把我当垫布。
殴打和羞辱在持续。那段黑色时间里，上学成为一件令人惊恐的事情，但我毫无办法——我自幼生活在单亲独生家庭中，没有父亲也没有兄长。在保护者缺失的童年，被施暴的孩子逃避痛苦的方法有两种：在幻想中打败他们，或者沉默以待。他们手足无措，不得不变成懦夫。
我也曾试图告诉母亲，以期获得一个孩子应该得到的保护。然而我害怕告发这秘密，它可能会引发更为危险的遭遇，也可能使我期待无所倚靠。在持续的殴打中，我开始慢慢学会了忍受，不再挣扎，也不会哭喊。
“你为什么不哭？”有一次，小鹏用力踹完我后好奇地问道。我没有说话。他们停了手。我持久的沉默，让他们开始感到厌烦，很快便离开了。我趴在地上，很久没有起身，因为站着与趴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，老师也来了。她发现我倒在地上，吓了一跳。“你怎么了？”她可能看见我脸上的脚印。我爬了起来。“摔倒了。”
最终，我母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。第二天，周日早上，我坐在堂屋的沙发上看电视里播放的《西游记》。母亲在里屋接电话，大约和对方谈了十分钟。她出来后，阴沉着脸。她一声不吭，坐到我身边。许久，她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愚木头才（ ）被人欺负。”我扭头看她，她没有看我。
回到学校后，我便被换了座位。换座是在课堂上进行的，小鹏正眼也没有瞧过我。直到3年后毕业，他没有再殴打我，也没有说过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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