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:邹近夫。
一九九八寒冬,大雪漫山遍野,我撑着小伞背着空书包,跟着两个姐姐后头,沿着“V”字形谷地的边坡行走。
我每走几步都会停下来,回头数一数多少脚印。因为提不动木箱小火炉,而赌气坐在雪地上。二姐早已消失在茫茫的雪野里,只有大姐跪在我身边,手足无措。谷地尽头的山崖下传来叮铃哐当的上课铃声,敲打着她焦急的心。
“再远的路我们也要走,学校就在前面。”大姐鼻头边流着白得透明的鼻涕,她忘乎所以地背着我的同时还提着我心爱的小火炉,直奔山崖下的希望小学。
大姐将我放到教室门口,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,然后背过身抚平凌乱的鬓角,擦掉额头上的汗珠,迈着稳健的大步子走进六年级教室。我看见了她那被木箱小火炉烤得红彤彤的手腕。
天黑以前,大姐在堂屋里剁猪草。剁完猪草后,她左手捧着语文,右手浸在凹凸变形的铝盆里,蹲在小窗户下识字念书。我也将手放进铝盆里,水冰凉得刺骨,我大叫一声哭了起来。她慌乱地丢掉手中的书,将我的小手放她裤腿上揩干,取下暖和的针线帽兜住我的手。“为什么呀?水好冰,你也把手放在里头。”我问大姐。“我手腕烫伤了,疼,怕留下疤痕。”大姐拾起地上的书说。我探头看清楚她手腕上,那被小火炉烤得红彤彤的一处,硬生生地显露出一道灰黑色疤痕。
大年那天,大姐撕开枕头的缝线,从里边掏出一个针线圈,变魔术似的从线圈里头取出十块钱。她兴高采烈地说是妈妈出门打工时留下的,可用它置办点好吃的,现在就去供销社买吃的。我和二姐拿着十元钱,一人扯一端,沿着马路无忧无虑地走。大姐学妈妈的模样,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,微微昂着头,迈着( )步。
直到元宵散尽,我燃放了手中最后一颗炮竹,仍然不见妈妈回来。大姐牵着我和二姐的手说:“我们可以捡破烂,照样能养活自己。书里说,好多人都是拾破烂,还发了财的。”
“那开春我们还上学吗?”我问。
“我去跟老师求情,你和静上学,我帮他们洗衣服扫地都可以呀!”大姐说完后,两颗豆大的眼泪从眼角流出来。她揩干净泪水,仍然微笑着。
“你不去上学,那我走不动了,怎么办?”我摇摇头说。
“再远的路……”大姐信心坚定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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