毕淑敏的故事之交际爱心自控批评—为什么偷了东西一定要还

毕淑敏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内科主治医师、注册心理咨询师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文化大革命兴起，我父母贫农出身，青年从军，没受到什么冲击。

我出身不错，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，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，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。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，就很痛心。大家就说我革命不坚决，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。

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，允许借“毒草”，条件是每看一本，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。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里辗转（zhǎn zhuǎn）反侧，连借带偷，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（pán shān）走出，沉重得像个孕妇。

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，不必交批判稿，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，不必付钱。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，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（huàn），却非得说得它一无是处，真是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，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（dǎo）告：亲爱的大师们，对不起啊，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，我只好胡说一通了。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，塑（sù）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，就一定能理解我，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胡说八道……

我那时很“傻”，从来没有想到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。每次看完之后，不但还回，连插入的地方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，生怕有什么闪失。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，私心里也觉得，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，突然决定不再（  ）书，我岂不因小失大，悔之莫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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