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14岁那年的秋天，某国领导人到武汉访问，学校组织一部分学生代表到长江大桥上夹道欢迎。
从早上8点一直到11点多，却始终不见车队的影子。当时，天上下着零零落落的雨，江风从四面八方吹来。我实在冻得受不了，就和女伴岳湘一起悄悄地溜回了学校。
我们一口气跑到校园的操场上，一路大声说笑。一地泥水，岳湘敏捷地跳跃着，躲闪着，我说她的样子像在跳舞。“是吗？”岳湘笑了，随即就地一个旋身。校园里空无一人，她跳着自创的舞步，自由地摆动着身体，舞步轻盈而灵活；我则拍着手，哼着跑调的歌。在空旷的操场上，两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像是两只快乐的小鸟。
突然，一张怒气冲冲的脸出现在我们面前——班主任来了。旋即，我们俩被带回了教室。“你们不去，忘了是不是？那么，你们不会忘掉自己的名字吧？好，每个人大声喊自己的名字，一百遍！”班主任冰冷地笑着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。我和岳湘都呆住了。我们俩怯怯地抬起头，用乞求的眼光看着班主任。然而，班主任丝毫不为所动，喝道：“快点！”第一声，轻轻地出了口。班主任却大喝一声：“这声不算，大点声，再大点声！”班上同学的视线像许多针芒，刺在我们俩身上。我一咬牙，大声地喊了出来。顿时，教室里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哄笑声。她俩仿佛是一个指挥，每喊一声，都掀起一片哄笑的声浪。泪水急剧地泻下来，我绝望地左顾右盼，想找一张同情的面孔。而在一片模糊里，我看见平日熟悉的同学们都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喊完一百声的，直到班主任说：“好了，明天交一份检讨来。”
那晚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那些哄笑声，那一张张幸灾乐祸的面孔，又向我围拢过来：我在同学们面前出了丑，今天晚上，他们肯定都会告诉家人、朋友，然后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……我明天该怎么去面对他们？我没写检讨，老师又会怎么惩罚我？突然，一个想法跃入我的脑海：死。对，去死吧，死了就不用去上课，老师也不能逼我交检讨了，也不用怕同学们笑我了。我用枕巾胡乱地擦着泪，心想，怎么个死法呢？割腕？太痛了！吃安眠药？家里有吗？卧轨？我仿佛看见火车压过自己的身体，碾得粉碎，血肉横飞……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母亲叫我起床时，早已是天色大亮。洗漱（shù）、吃饭、上学，整套过程都是机械的、麻木的，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如果老师再逼我，我就去死。
好不容易捱（ái）到学校，低着头蹭进教室，我发现岳湘没来上课。奇怪的是，那天早读班主任也没到，而且一上午都没见他，甚至他的语文课也改成了自习。
快放学的时候，班主任终于来了，声音却出奇地温和。“检讨写了吗？没写就算了。老师教育你们是为你们好，这次的事过去就完了，以后不要放在心上。”他犹豫着，仿佛还想说什么，那一刻，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眼中的惊惧和悲痛。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好，难道是因为他猜出了（ ）想死？我很疑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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