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庸（1924-2018），原名查（zhā）良镛（“镛”字拆开即为金庸），生于浙江省海宁市，武侠小说作家、政治评论家、新闻学家、企业家、社会活动家，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之一，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主要起草人之一、香港最高荣衔“大紫荆勋章”获得者，华人作家首富，武侠小说作家“武林泰斗”、“亚洲第一社评家”，有“金大侠”、“查大侠”之尊称；2018年10月30日去世，享年94岁。
作者简介：家庭山，即老马，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原中学一级教师，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、儿童阅读师资级指导师、青少年心理咨询师，家庭教育猜猜看网站“家庭山故事网”站长，短视频（抖音.快手.小红书）账号“家庭山”（ID：jtshancom），微信公众号“家庭山亲子故事”（ID：jtshan888）。
谨以此文悼念金老，一路走好！
1924年，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的一个查氏书香世家。
海宁查氏是世家望族，康熙年间创造了“一门十进士，叔侄五翰林”的科举神话。进入近代以来，査家还出现过实业家査济民、教育家査良钊，以及九叶派代表诗人、翻译家查良铮（穆旦）等。而金庸族谱旁系姻亲关系中，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，如：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——金庸表哥（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），著名军事家蒋百里——金庸姑父（蒋百里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同族姑母），“航天之父”、两弹一星”钱学森——金庸表姐夫（蒋百里女儿蒋英是钱学森妻子），著名言情小说家琼瑶——金庸表外甥女（金庸堂姐查良敏嫁琼瑶三舅袁行云）……
说了这么多名人，尽管是亲戚，但也不过是别人家的，那金庸自己家的祖辈们如何呢？不用说，也都好读书，要么善书法，要么善著文，要么善编书。比如，他的祖父查文清，是光绪年间的进士，做过丹阳知县，后来不当官了，回家编书。他编了一部《海宁查氏诗钞》，规模很大，有好几百卷之多。可惜的是，雕版还没完工就去世了，书也没印出来。不过，爷爷去世了不要紧，书没印出来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读书的习惯留了下来。而且这些雕版，后来却都成了金庸的玩具。所谓爱屋及乌，金庸自然也就从玩雕版开始，喜欢上玩书。
在书香环境的熏陶下，金庸的童年时光可以说是在藏书堆里度过的——他们家有三间书房，里面有很多线装书。比如：《荒江女侠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明史》、《水浒》等。不止是旧书，金庸家里还到处是父亲和哥哥购买的新文艺作品，如近代著名记者、出版家邹（zōu）韬（tāo）奋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的旅行记，以及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等。这些都成了金庸童年时代的读物。而且这些读物里，有好多武侠书籍。似乎金庸的祖辈们早就有意将读书精神和侠之道义传授给他。
此外，金庸父亲给他送礼物，也是动不动就送书。金庸10岁那年的圣诞节，父亲送给了他一本英国著名作家狄（dí）更斯的《圣诞颂歌》。故事内容主要说的是，一个自私冷酷的吝啬鬼在圣诞夜被三个精灵造访之后，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，发现原来施与比接受更快乐。于是，一夜之间，他人性的另一面——同情、仁慈、爱心被唤醒，从此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人。金庸后来说，这是“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，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”。可见，这本书对于金庸的影响非常大。他后来的著作中，就经常出现义士善举，而这同样也是侠义之道。
金庸家里的男性长辈喜欢读书，女性长辈也一样。他的母亲徐禄，也就是徐志摩的姑姑，也是后来《书剑恩仇录》里陈家洛母亲徐潮生的原型。她读过私塾（shú），喜欢诗文，平时手不释卷。受家人影响，金庸自然也喜欢读书。而且，他们玩的游戏也跟读书有关。据金庸回忆，小时候母亲和姊（zǐ）妹、姑嫂们喜欢读《红楼梦》，大家经常比赛背诵《红楼梦》的回目词，赢了就奖励一粒糖。所以，金庸的侠义精神，似乎也和比赛游戏以读书为内容不无关系。原来，这都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。
因为爱读书，家里藏书又多，金庸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，读得废寝忘食。父亲怕他读出毛病，便想方设法让他出去玩。有一次，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，放着放着，一回头，金庸不见了。父亲怕被别人拐走了，急得不行。找了半天没找着，等回家一看，心里石头落地了。原来，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。
爱读书的孩子，学习成绩也不会坏。从小到大，金庸可以说是一路学霸。无论哪个时期，他的数理化都很优秀，英文、国文更是出类拔萃，同学没有说他成绩不牛的。后来有记者去查旧档案，发现金庸全部15门功课平均成绩82.9分，全班第一，而全班同学平均成绩也才六七十分。
金庸虽然成绩优异，但由于小时候读了太多鼓励人反抗、鼓励人行侠仗义的武侠书籍，可以说性格自由散漫、不守规矩，不但不乖，而且喜欢“大闹”。
比如，1940年，金庸考入浙江联合高中。当时学校常办壁报，文笔极佳又爱好写作的金庸就成了壁报的常客。一次，因为看不惯学校的训导主任动不动就辱骂学生的行径，金庸便仗义执言，用笔来讨伐他，写了一篇名为《阿丽丝漫游记》的文章贴到壁报栏里：“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，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，伸毒舌，喷毒汁，还口出狂言，威吓学生：我叫你永不得超生……”同学们看了都禁不住哈哈大笑，可谓大快人心。训导主任看了，气得全身发抖，立马跑到校长那里告状，要求开除金庸。当时的校长一则碍于同事情面，二则这个训导主任是国民党，无奈之余，只好帮助金庸转学到衢州中学。不久，日军打下金华，逼近衢州，学校停课，17岁的金庸只好怀揣着一份流亡学生证，背着衣服、干粮和书籍，到重庆继续求学。这就是金庸年轻时候第一次“大闹一场”，以出名始，以除名终。
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金庸对于被除名不但并无悔意，反而匡扶正义、仗义执言的性格可以说是与时俱进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金庸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念的是外交系，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但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，他再次因大胆直言而遭遇了第二次开除，外交官理想也因此破灭。这便是金庸年轻时的第二次“大闹一场”。同样，这次金庸也问心无愧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，但我并不后悔。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。外交官的规矩太多，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。”
那金庸有没有第三次“大闹一场”呢？有，不过这一次闹得不但很大，时间也很长，可以说连续了金庸的大半辈子。而他的武器和方式，自然也还是“以笔代戈”、伸张正义。
1947年，《大公报》在全国招两个译电员，三千多人报名，录取比例千里挑一。金庸一路过关斩将，成功被录取。第二年，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创刊，“一生很喜欢冒险，过一点新奇生活”的金庸被派入香港。但干了没几年，金庸就炒了报社的鱿鱼，创办了自己的报纸《明报》。原因就是，他看不惯《大公报》所报道的“虚假事实”。他说：“我办《明报》，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，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。”从此，金庸一手写武侠，一手写社评，奠定了毕生基业。他写的十五部武侠小说，均以古代生活为题材，又彰显时代精神和家国天下情怀，同时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，可谓雅俗共赏、部部经典，赢得亿万读者的喜爱，被誉为武侠作家中的“武林泰斗”；而他写的近两万篇社评、短评，笔锋犀利，切中时弊，影响极大，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也绝不屈服，被赞誉为“亚洲第一社评家”。所以，金庸的身份里，既有一个享有盛誉的武侠小说大家，也有一个杰出勇敢的社评家。无论是小说家，还是社评家，金庸都是用一支笔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——所谓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
可尽管功成名就，博古通今的金庸仍然在86岁高龄，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读书。这一方面是他小时候的理想，因为当时他的表哥、著名诗人徐志摩曾经留学剑桥，父母常常拿徐志摩做榜样激励他，以至于他也有了去剑桥读书的夙（sù）愿。但由于战乱，这个夙愿就此搁浅。另一方面，当然也是金庸深知，自己的知识储量还需要不断用读书来充实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，才能以笔代戈，将侠义之道进行到底。正因为这样，当后来有人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的时候，金大侠的答案是：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许多人以为“大闹一场”就是活得轰轰烈烈、活得精彩的意思，但殊不知，这里的“闹”（ ）“闹革命”一样，是讨伐，是战斗，是匡扶正义，是除恶扬善，是为国为民的“侠客”精神。
所以，读书，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都必须修炼的一部武功秘籍。只有把书读好了，我们才能济世为民，造福后代子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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