桂文亚（1949～），台湾当代女记者、作家、编辑，原中国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长，现《民生报》儿童组主任、儿童丛书主编，美国《世界日报》儿童版主编，北京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特约编审。
原文：桂文亚；出处：小读者
和许多满脑袋奇思妙想的中学女孩儿一样，上课的时候，我最是偏爱窗外。教室，一如囚笼；我，笼中的云雀，向往飞翔，飞翔。
也总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老师点起名来背书。
轮到我上台背书了，我赶紧起身，往讲台前跑去。抽背书的时候，课堂总算安静下来，我开始大声地背诵：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……”我背得那么顺畅，那么流利，老师满意地闭上眼睛，摇头晃脑，跟着背诵的节奏打拍子。背完了，老师高兴得“好，好，好！真是好孩子！”赞个不停，“才教的新课，不过一夜之隔，这孩子居然全读熟了。”我得意地走回座位。老师哪里知道，早在小学四年级，爸爸已教我背会这篇《桃花源记》了。从此以后，每逢课堂抽背，老师一定喊我，如果是小学时爸爸教我背会的古文，我稍一温习就可以背诵如流；那些没有教过的课文，即使偷懒不背，我也照样轻易过关。原因是，老师早已信任我了，只要我一上台，他就双目微闭，满心欢喜地听我朗声吟诵。殊不知，嘻嘻，我是照着他摊在讲桌上的课文，一字不漏地念一遍！
我始终弄不明白，老师为什么不会生气，不严加管教我们这堆上课光会说话、传纸条、吃零嘴、提早啃便当的顽皮鬼。老师只是尽心卖力地教课，恨不得把肠子掏出、心剖出来，而且是那样激动，激动得一堂课下来非得从第一排跳到最后一排，来来回回无数趟——老师给我们上国文课的时候，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。同学们似乎并不把老师放在心上，上课吵吵闹闹的。交代背诵的课文，没背；交代要写的功课，迟交；老师一开口，大伙就掩嘴直笑：“好奇怪的口音哟！又没听懂。”老师一口浓重的乡音成为同学们理直气壮不用心听课的理由：反正是听不懂，听了不也是白听吗？
尤其令我们又高兴、又不明白的，是老师采取的“高分政策”。国文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重头课，特别是周记、作文，分量多，要求也严格。但奇怪的是，尽管老师批改的作文每篇都是密密麻麻的错别字一大堆，分数却都很高，即使作文再差，老师也通篇红圈，频频嘉许。而在那个年龄，分数的高低对我们通常（ ）心理上的影响——一门功课，如果受到老师重视，分数一高，读书的兴趣和信心也就油然而生；否则，再努力再有兴趣也不过挣来六七十分，久而久之一定生疏没劲儿了。不少原本对国文缺乏信心和兴趣的同学，听见老师的真心美言，不禁惊喜交集，纷纷加紧脚步向前；而那些少数一心做着记者梦、作家梦的文学狂热者如我，更是受到无以名之的鼓舞，觉得自己真要好好努力，才不致辜负老师的期许，不禁凭着一股傻劲，天天埋头苦写。
上作文课，除了列举四五个题目在黑板上任同学选择，也随我们自由命题，自由发挥。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，不但自以为美地无病呻吟一通，还瞎编胡写了好几篇中年口吻的爱情小说。说也奇怪，七十多岁的老师不但表示欣赏，还评为“写得情意缠绵，逸韵奇趣”呢！
记得有一年，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在联合报副刊陆续发表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考证和评论，我也班门弄斧地在周记、作文本上发起“谬论”。以致当我读到报纸上讨论的“红学”时，就自然而然卖弄起来，把各家“参考”来的看法，东瞄一点，西挪一点，写了一大篇“很有两下子”似的“综合什锦炒面”。没想到，老师看了我的“大作”，竟把我视为一颗新发现的彗星，不仅立即推荐到校长成舍我（中国近代著名报人）先生那儿，还把文章交给校刊发表，更令我睁大眼睛也不敢相信的是，作文簿上堂堂批着“100分”！
老师从此对我越发偏爱起来。学期结束，成绩单上的国文成绩总平均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100分！虽然分数不能代表一切，何况是这看着简直过分的国文满分，但对我这样一个充满写作热情的小女孩儿来说，还有什么更能替代这100分所包含的意义呢？这100分，代表着直追完美的精神标杆；这100分，洗刷了我曾经几何零分、三角32分的自卑；这100分，更赐给我追求成功、激励奋发的勇气！
我也常反复回味，老师曾在学期结束后，特别在作文簿上留下的赠词：“满室芝兰吐异香，一枝独秀冠群芳。品高不与凡葩伍，文采风流叙雅章。”也唯有这帖激励剂，能继续支持我对自己的信心。
世事多巧妙。没想到，多年之后我也返回母校任教国文。站在老师曾经站过的讲台上，重复老师曾经要我背诵的课文，我不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咀嚼：老师那种只有宽容没有责备、只有鼓励没有压抑的教学法，是多么地温暖博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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