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钢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、常务副院长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，1992年起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终生享受中国政府特殊津贴。
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。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，班主任弗丝女士“导演”的“故事”让我在惊异之中，重新认识着孩子，重新认识着自己，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。
那天，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。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，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，一定是两支笔伺候，以防不测。在中国，开家长会的时候，老师讲的话，我都要记在本子上，争取一字不漏。
晚上，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。走进会议室一看，气氛有些别样。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，不像是家长会，倒像是开联欢会。尽管心里直犯嘀咕，但又想，这不是在美国吗？遇到什么“西洋景”也就不奇怪了。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，思维方式不一样嘛。班主任弗丝女士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，都是带着微笑，一阵寒暄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人来得差不多了，班主任走到前面，宣布会议开始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“退场”的意思。我有些不解，这不是家长会吗？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待着！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，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？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？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？
弗丝老师向大家问好后，带着几分神秘说：“今天对在座的孩子们的家长，可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。因为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。确切地说，为你们送上这个礼物的不是我们这些教师，而是你们的孩子！”孩子们此时也交头接耳，嗡嗡地议论起来。弗丝女士说：“孩子们，请不要吃惊，你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，因为两小时前，我们刚刚把它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取回来。但是，确实是你们创造了它。”接着，她向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示意，随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新书。面对着人们惊诧的目光，弗丝女士很得意地说：“这个学期，我们讲授了英语诗歌的写作，我让孩子们试着写了一些诗，这些诗感动了我，也感动了我的同事们，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们汇集起来，印成这本诗集。我想，这可能是你们的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诗歌作品，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部著作，请各位阅读吧。你们会比我更为孩子们的才能骄傲！因为是你们养育了他们。”一瞬间，会议室鸦雀无声，所有的家长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话。渐渐地，人们开始骚动起来，几位西服革履的家长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矜持，纷纷站起身来，迫不及待地要看那些书了。孩子们更是喧声一片。
这太出乎意料了！我们的孩子，眼前这些小学生，竟然写了诗，还印成了书！老师们把书一本一本发给了家长。我也拿到一本，打开目录，很快看到了儿子的两篇“作品”：一首诗题为《朋友》，写的是他出国前与国内的小学同学分别的感情经历。他在诗里述说着对童年友情的感受：我们都会长大，我们再见面时，可能都难以辨清对方的脸庞，但是，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，童年的回忆也会永远伴随我，直到我白发苍苍。天啊，离开中国，离开小伙伴，让儿子一下想到了“老”吗？他自己画的一幅画成了书中这首诗的题图，画面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地球，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端，仰望着天上的云。另一首诗写的是《时间》，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。他说，时间本身没有速度，只是因为人的存在，时间才变得不同，就是对同一个人，时间也会变化，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，时间不是慢了，而是快了，因为它在流失；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，觉得时间不够用时，时间实际上很慢，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。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。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？为这首诗配的图也是儿子画的，上面是一个变形的闹钟，时针和分针已经变成了人的两只手，正在拉着已经跳出表盘的标示着12个小时的阿拉伯数字。我不敢说这幅画有多大的美学价值，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孩子对时间的理解。我发现，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，对人生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，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。看着儿子写的诗，我不禁问自己：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发生的变化吗？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吗？捧着这本孩子们写成的“书”，我内心充满了感动！这本书里不仅有儿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书的英文诗作，而且记载着儿子到了美国后最初的成长历程，不仅是美国小学教育不同凡响之处的一个实证，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反省自身局限的镜子。
当老师们推出一个巨大的蛋糕为孩子们祝贺时，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。一些美国的家长们忘情地亲吻着自己的孩子，好像是刚刚看到孩子从远方归来似的。显然，不少家长和我一样，被震撼了，被感动了，我们可能真是在这一个晚上，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。孩子们也显得很兴奋，他们都神采飞扬地聚在一起，侃侃而谈，笑声不断，显然他们在为自己骄傲。
我也看到，家长们都不声不响地走到会议室窗台前，那里放置着一个捐款箱，家长们都在捐钱。这个时候，谁不觉得捐款是桩最应该做的事情啊！
尽管很感动，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“法定程序”——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，这似乎应该是“家长会”的惯例。我找到弗丝老师，问她，我的儿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？老师说：“他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。不会等到现在。”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，弗丝老师笑着问我：“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‘问题’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‘未雨绸缪’，还有一句名言叫‘防微杜渐’，还有一句叫……”弗丝女士微笑着打断我说：“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孩子们的可爱和他们的潜能吧，鼓励他们，引导他们，让他们心中充满自信，充满光明，充满欢乐，这样孩子才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，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困难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发现，当天参加家长会带去的笔记本上居然一个字也没有记。孩子长到12岁以来，我参加了多少次家长会啊，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没有对老师说的话作现场记录。那天晚上儿子也非常兴奋，12点了，还在写他的日记。我发现，从那以后，儿子开始喜欢写点儿东西了，而且写得越来越快。他一有什么感慨，就写上几句诗一类的东西，遇到什么事情，可能就会写出一篇记事散文。
那次家长会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，让我想了很多事情。我感叹美国老师的用心之良苦，他们通过把孩子们的作业编辑成书这样一个举动，完成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教育环节！
美国的这次家长会经历使我想起在国内的家长会。
学校一下开家长会的通知，家长和学生就开始忐忑不安了，如同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。家长会上，校领导和老师们高高在上（真是高高在上，有时老师们的讲话是从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），抑扬顿挫地讲着话，时而指出严峻的竞争局势，时而布置艰巨的考试任务，不时会指责一下典型的学生或者家长，接着危言耸听地发布全面警告。此时，家长们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，低眉顺眼，洗耳恭听。那些平日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，更是心惊肉跳，如坐针毡，受了这番“折腾”之后，还要与折腾完自己的老师再去认真研究怎样折腾（整治调教）孩子。而孩子们呢？此时正躲在家里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长会现场的种种景象，充满忧虑等待着父母的归来，不知道老师与家长私下运筹了什么，自己的处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？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长会后受到父母的打骂。开家长会的这一天，特别要是赶上孩子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升学考试前的家长会，对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恐的日子。家长等待着老师的“宣判”，孩子则等待着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双重“审判”。
我的儿子在中国只念到小学四年级，我记得从他三年级开始，每次开家长会的这一天，都是他一年中最乖、最老实的日子。每逢这一天，儿子显得特别懂事。实际上，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，也从不为孩子考试高几分低几分而责骂他。何况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，总是想做个好孩子，而且也确实做得不错。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孩子，也还是如此（ ）“家长会”。可见中国学校“家长会”的威严之甚。
我们中国的家长会为什么让家长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紧张，甚至恐惧呢？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把它的服务对象塑造成了惧怕教育的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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