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言（1955～），原名管谟业，“谟”字分开即莫言，山东高密人，当代著名作家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，中国作协副主席，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，全国政协委员。
放牛确实不要耗费太多体力，但寂寞难熬。当牛在草地上吃草时，我便大声地背诵学过的课文，包括那篇《青蛙》，这是一件好像很励志的事儿，但实际上全因寂寞无聊所致。
在村里混到十八岁，托叔叔的面子，我到离家八里的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。棉花加工厂晚上开“批林批孔”会，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安排几个人发言，其中有我。所谓发言，也就是念稿，谁的声音大，谁念得流利，谁念得音节铿锵，大家就给谁鼓掌。我是赢得掌声较多的，这得益于在学校时的朗读训练。
后来当了兵，在新兵连训练时，我能慷慨激昂地念报纸的才能被指导员发现，于是他就让我在团部欢迎新兵大会上发言。调到军校后，领导错以为我文化水平很高，便让我当政治教员给新学员讲课。
那年寒假，我背了一大堆书回家探亲。为了使开学后的课讲得从容些，我在邻居家滴水成冰的空房子里备课，讲稿写好了，就一遍遍地读，先是小声读，读着读着就起了高声，半个村子里的人都能听到。那其实已经不是朗读，而是标准的呐喊，甚至是吼叫了。我的朗读吸引了很多孩子躲在窗外听，大人路过时也会透过破窗往里望几眼。我用我以为的普通话，用我以为的演说家的动作，挥舞着手臂，呐喊着，全不顾墙外有耳，全不顾村里人的说三道四，全不顾家里人的难堪。那时我们家东厢房里还养着一头牛，每当我呐喊时，母亲就会进来劝我：“别吆呼了，你把牛都吓得不吃草了。”
尽管我的呐喊式朗读被讽刺嘲弄，但这一个多月的训练，在开学后的课堂上作用明显，反响强烈。我不得不非常不谦虚地说那时我的记忆力很好，备好的课几乎可以背诵；我不得不非常不谦虚地说那时我的嗓门很大，喊叫两小时，没一丝一毫嘶哑。当时我颇为得意，两堂课吼完，竟有那么几分季米特洛夫（1882～1949，保加利亚共产党员领袖，国际共产主义杰出活动家、政治家，周恩来的老师，毛泽东的伯乐——推荐并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）的错觉了。
三十多年后，我到江南去，与十几位当年听过我讲课的学员聚会，问起他们对我讲课的印象，他们笑而不答。一位性格豪爽的女学员说：我们当年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“（ ）”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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