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4月21日,杨怀定从报纸上看到开放国债交易的消息。
开放的第一个交易日上午,杨怀定以108元的开盘价总共买了两万元国库券,心中忐忑不安。下午,再去看盘,价格已升至112元。他欣喜若狂,当即卖出,轻而易举地获利800元。
很快,杨怀定又从报纸上获悉,全国有8个城市开放国库券市场。他发现,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入卖出价为96元至98元,上海则为100元至103元,之间有5元差价。他立即取出全部储蓄,又向亲戚借了一些,乘夜班火车到达合肥。
第二天,杨怀定原路返回,将10.6万元的国库券卖给了上海银行,转手获利6000元——当时,他在工厂二十年的全部工资收入不过两万元。
从此,杨怀定开始了上海至合肥、上海至河南、上海至大江南北的往返奔波。“钱包”也( ),继而是旅行箱携带现金。
“我的第一个百万历程,是在国库券交易中完成的。”这时,距他辞职刚刚一年。
这一年,杨怀定还做了三件大事:到人民银行咨询政策法规,请人做保安,到税务局报税。这些举动,更是让他出名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有人把他叫做“杨百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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