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家（1964～），当代著名小说家、编剧，首位被英国“企鹅经典文库”收录作品的中国当代作家，中国当代谍战影视作品开山鼻祖。
把歧视当作动力，发奋读书，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，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，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，一种情况；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，破罐子破摔，无所谓，无所求，任歧视自由发展。
我当属于前者，想通过努力把劣势盖住的。
但是，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，考试都是开卷考，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。到了1977年，天变了，国家恢复了高考，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。我读的是二年制初中，初二就是毕业班。要在以前，像我这种“黑五类”，高中肯定是没门的——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，5%的比例，基本是“干部”子女的特权。但是那一年天变了，上高中要考试，择优录取，我的机会就来了。
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，并把这种机会归结到是我们搬出老屋的结果。其实，那时我们的新屋很小，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，但我住的是新屋。新屋离红房子远啊。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间，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，并专门对我讲了一顿话。这顿话是我以后长长的一系列知道的开始，可以不夸张地说，这顿话几乎决定了我对世界的看法，至今还在对我发挥作用。
父亲说，文化就像太阳光，火烧不掉，水淹不掉，政府也没收不了（那时政府经常没收私人东西，连你家多养一只鸡也要没收，叫割资本主义尾巴），一个人有文化、有知识是最大的福气。
自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，我开始发奋读书，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中。那一年，我们两个班一百多名同学，考上高中只有五个人。
到了高中，大家都在发奋读书，我虽然也发奋，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，并不冒尖。结果那年高考，我们班上54名同学，考上了三人，其中有我。我是第三名，比录取分数高出3分半。尽管属于险胜，但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学，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心的说法，怀疑我考试时“做了手脚”。这是放屁！
但是，我也在想，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，高考又考得那么好？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（ ），因为高考三天，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。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。
那么，是什么呢？我现在也不知道。包括我父亲，他本是最爱探究神秘的人，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然，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：这就是我的命。
家庭山：跟麦家一样，我上小学是学习成绩也不是最好的，班里前五名，但升初中的时候，班里考上乡重点班只有两个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反而班里第一名考的是普通班。现在看来，之所以小升初考试发挥超常，应该源于文化素质较一般同学高一些——我们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文化家庭，父亲做过村里的老师，母亲喜欢唱戏，大哥学音乐拉二胡，大姐喜欢读书，二个数学好，上的是县里的重点高中，这些文化资产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我的素养，而且这些素养和生命牢牢捆绑在一起，任凭风吹雨打也不会剥离，故而能在考场上变成积极能量，让所学知识稳定甚至超常发挥。所以，如果真有如麦家父亲所说的“命”，那么，这个“命”就是……
情商篇
智商篇
财商篇